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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学的那些同学——岁月划痕之三十六_散文网

小学的那些同学

——划痕之三十六

近年来,参加了不少聚会,亲友的,邻居的,中学的,战友的,同仁的,工友的,函大的,算起来涵盖了各个时期社会的方方面面,可仔细想想,唯独没有小学同学。

我与小学同学不单没有聚会过,多数都没有再见过面。可让我意想不到的是,我竟然陆陆续续地起了40个同学的名字,还有4个同学知道是谁,只是记不起名字了。

在回想的过程中,不少陈年旧事也随之浮现,虽然都零零星星,支离破碎,却感觉很珍贵,仿佛就是自己的一部分。

这些同学中,最好记起的有两位,因为他们也是我的中学同班同学。( 网:www.sanwen.net )

其中一位,就是我已经提到过的程同学。程同学是我小学同学中结交最早,并且交往最长的好,大概从1958年我们上二年级时就在一起玩儿,直到1990年之后我们还在联系。

程同学住在保定市梁家胡同,我放学回家就路过这个胡同,他们家离我们家很近。

我去东关公园玩儿,最初就是他带着去的。东关公园建好后,他爷爷就去里边打拳,还带着他去玩儿。他熟悉了公园情况后,又带着我们去,这才有了捞鱼钓蛙、捕蝉打的乐趣。去东关公园玩儿的时候,一般都从他们家出发,如果捞了鱼钓了蛙,则在我们家加工,所以我俩互相串门是寻常事儿。

他们家住的也是杂院,是院里的正房——三间北房。中间屋迎门处摆放着一张八仙桌,桌两边是太师椅,里屋的桌子上摆着文竹,墙上贴着九九消寒图,感觉他们家传统的气息还挺浓厚的。

后来知道他在保定市工商联,听人说他父亲是工商业者,具体是干什么就不知道了。他有个叔叔在北京工作,是总参的,有时会来保定看望他们。他叔叔走了之后,他便会给我讲一些北京的消息,让我有种他也能通天的感觉。他还说,他叔叔给他们带了神奇的通体透明的面条鱼,非常好吃。

他家有一种让人规规矩矩、文明礼貌的氛围,所以我去了他家也总要装出知书达礼的样子,他问我什么事儿,我都像面对老师一样,站直了回答。他父母每次都夸我懂礼貌,我就越发不敢懈怠。他的父母一定认为我是好。

其实,我俩都不是好孩子,出了家门就淘气,也会打架。我们经常去东关公园玩儿,在那儿有时会碰上东升街一带的孩子,他们人多,住的又离平凉治癫痫的医院?公园近,看到别处的孩子就恐吓,看样子是想把别人都赶走,他们独霸公园。我俩曾多次与他们对峙,最终打了一架。结果是两败俱伤,都挂了彩,不过我们也取得了在那儿玩的权力,他们不再敢找我们的茬儿。后来我了解到,东升街那帮孩子的头头,就是我们一年级班主任张老师的孩子。

除了与别的孩子打架,我俩有时也打架。他个子比我高,力气比我大,一打架我就认为他是在欺负我。我与比我弱的孩子闹了意见,一般会主动示好,但与比我强的闹了意见,就决不低头,永不理睬。我俩的能持续这么长时间,应该说程同学功不可没,因为每次闹了意见,都是他主动说话。他往往用二皮脸的方式哄你,比如说“对不起,给我敬个外国礼,放个屁,送给你。”把你逗乐,俩人也就又和好如初了。

上初中的时候,我俩一个班。几乎每天都一起上学、回家。上内蒙兵团时,我去了六师,他去了三师。返城后他去了中国通信建设第一工程局,是个很不错的单位。后来,我去了保定市报社,两家单位离得很近,我们经常联系。

中学的同班同学中,还有一位小学同学,是,农同学。我俩小学时没有说过话,中学时也没说过话,直到90年代初中同学聚会时,我俩才说了话,知道她在延寿寺小学当老师。

在小学我还有两位特别要好的朋友,巧的是,我与他们都是先失去联系,后又取得了联系。

一位是已经提到过的梁同学。我俩是志趣相投才成为好朋友的,我们都喜欢画画。

梁同学说话有天津口音,好多同学笑话他,可我觉得挺好听的。他总穿得干干净净,白皙的脸上还总带着笑意,一看就是个文明的孩子。听说他有个姐姐,上了天津音乐学院,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。

我们交上朋友不久,他就邀请我去他家画画。他家住在紫河套南边路东的一个杂院里。这个杂院东房是正房,他家住在北屋。两间屋子不大,但收拾得非常利索。他们家的门前有一个很大的葡萄架,葡萄架下有一个小石桌,我俩就在小石桌上业、画画。

梁同学也喜欢小人书,我在他家看过一本《鸳鸯简》,感觉画得特棒。

他性情温和,从来没有和我闹过意见。小学毕业后,他考上了三中,我考上了五中。刚开学他就给我送来一本书,是他从三中图书馆借的,书名叫《怎样画蔬果草虫》。

1969年我去兵团之后,与梁同学失去联系。返城两年后,也就是1977年,我参加一位女同事的时,从新郞口里得知,梁同学在保定火车站工务段工作,和他是同事。他说,梁同学分在了宣传科,能写抽疯病大人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会画,积极肯干,工作相当不错,领导非常器重,已经提干。

1979年节过后,我去火车站接探家返回的妻子和女儿。她们乘坐的那趟火车晚点45分钟,我在站台上等得心烦,就溜达起来。走到站内办公楼门口时,看到一个人总盯着我,仔细辨认竟是梁同学,原来他已担任了工务段的党委书记,就在楼上办公。他热情地把我让到办公室,跟我聊了一些他的经历,还陪我接了我的妻子和女儿。

1998年,有报社同仁去保定火车站采访,回来跟我说,火车站的党委书记认识你,想和你一起坐坐。我这才知道梁同学已担任了保定火车站的党委书记。我很想与老同学聊一聊,可那时我正带班,实在不好安排时间。当时带夜班还要完成白班的日常工作,凌晨1点下了夜班,第二天10点左右还得去上白班,没有时间。而白班与夜班之间只间隔2个小时,时间又太紧了,所以我就说等10月份我不上夜班时再聚,谁知最后竟然不了了之了。现在想来,颇为,还唯恐梁同学挑理。

另一位就是已提到过的马同学。

马同学在小学四五年级时发育上出了点儿问题,一直没怎么长个儿,还驼背了。有的同学就欺负他,记得他同桌的女生薛同学还打过他。那薛同学个子高不说,还特别胖,很有劲儿。她和马同学打架时,哭得很凶,打得也很凶,把马同学按在椅子上,玩儿命地打。听哭声以为她在挨打,实际上是她在打人。马同学虽然只有招架之功,没有还手之力,但很,始终没有哭。

小学毕业后,我俩就没有再联系。直到1993年,我从才大那儿得到了他的信息。大妹妹在保定市兴华服装厂工作,一次与我闲聊时她提到了他们的厂长,说马厂长特别能干,别看驼背,精力胜于常人。我问马厂长的名字,她一说,敢情就是马同学。

她说,马厂长家离厂子很近,我一听那还在瑯瑚街的老宅居住,便立即去拜访。马同学跟我说了他们厂里的情况,还夸我大妹妹技术好,在厂里拔尖儿。

那时我正担任保定市报工交部的主任,满脑子都是工作上的事儿,听他介绍厂里的“仿羽绒喷胶棉生产线”马上就要投产,感觉挺有新闻价值,就在11月26日项目正式投产时前去采访,并写了报道发在10月29日的《保定市报》上。他们厂的厂名那时已改称兴华喷胶棉厂。

我在上小学时,还交过一些朋友,但后来没有再取得联系。有已经提到过的,我把人家头皮划破的赵同学。还有一位安同学。安同学高度近视,摘了眼镜那眼珠子特凸,看着都吓人。那时小学生戴眼镜的特少,戴了眼镜一般都会被人嘲笑,往往被人叫成“四眼唐山治疗癫痫病最好的医院儿”。可我从来不这么叫他。他住在城隍庙街的一个大杂院,院里孩子多,经常在一起打扑克、下象棋,他总邀请我参加,我们也就成了好朋友。

还有一位姓蔡的同学,与我原本是好朋友,后来闹了小意见,就互不理睬,直到毕业时都不说话,毕业后就更不联系了。

我与他成为好朋友,缘于他有《封神演义》的字书。我看来两三本《封神演义》内容的小人书之后,就特想知道更多的,没想到蔡同学知道得不少,什么眼里长手,手里长眼的杨任啊,能在地下行走的土行孙啊,鼻子出气就夺人性命的哼哈二将啊,长着三个脑袋瓜的殷郊啊,讲得都神乎其神。我对他佩服得不得了,成了他的忠实听众。

他看我总听他白活,也对我另眼相看了,偷偷跟我说,他知道这么多《封神演义》的故事,是因为他家里有这本字书。为示所言不虚,他还带我去了他们家。

他家住在平嘉胡同,是个不大的独院。家里的陈设净古玩意儿,木头雕的笔筒啊,老大个儿的黄铜墨盒啊,放在盘里的古怪的石头啊,插着鸡毛掸子的花瓶啊,怎么看都像小人书里雅士的家。

他拿出的那本书也充满古意,线装的,黄绵纸,纸是每张都对折,繁体字,竖排,标点只有句圈,还都写在字的旁边。我看了看,好多繁体字不认识,有的地方还是文言文,基本上就是看不懂。可蔡同学能读懂,说那个挺胖的“日”念“曰”,就是说的意思。

那本书前边有人物绣像,画得特别传神,我越看越着迷,感觉比我想象得还神奇。图中有位仙人我看着像观世音,可标的却是慈航道人,有点儿让人费解。

我想借他的书,照着绣像画画,可他说他父亲不让外借,也不让他拿到学校去。可后来他还是把书拿到过学校一次,我猜着是偷着拿的。因为他把家里有书的事也告诉了别人,还把书吹嘘得神乎其神,不露露真容好多人不信服。

后来,我俩因为一点儿小事儿闹掰了。那时班里有相互要吃食的风气,今天你带了饼子窝头到学校吃,他向你要,明天他带了你没带,你又可以向他要,大家习以为常。要的人并不奢望要很多,给一口就行。一般都是伸出一只小手,用乞求的口吻说:“给点儿!”一旦有人向你这么要,你就得给,不能不给,不然就会被人说成“真贫”,并被列入小气鬼一类。班里就有一个男生因为从不给别人吃的,而被大伙孤.立。

我也是因为犯了一个类似错误才和蔡同学闹意见的。我带了一个窝头到学校,接连有几个同学来要,眼看着就下去了一半,我心里很别扭。就在这时蔡同学也来要,我就跟他诉苦:“我还没吃呢苏州治疗癫痫病医院,都快没了!”没想到蔡同学看了我一眼,冷冷地说:“不给就说不给,哪儿那么多费话!”说完扭头就走。我赶紧找补:“我没说不给!”可他没理我。

后来有同学告诉我:蔡同学说你是“给脸不要脸”,还说要揍你。我也生了气,这么点儿屁事,至于吗?真他妈小心眼。蔡同学个子不高,是个小白胖子,不知是不是因为害怕别人欺负他,总说自己在练功夫。虽然我觉得我打得过他,但有了“练功夫”这一层,我心里还是犯嘀咕。可直到毕业,他也没有揍我。

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,报考升学时,他报考的是最难考的保定二中。我上三四年级时就没好好学习,到五六年级才开始用功,可我也报考了保定二中,我不想让他比下去。最终,他考上了,我没有考上,我被分配到第二志愿保定五中。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。

再就是我还能起我的三位同桌。我们小学都是男女同桌,一个学年调换一次,按说我应该有六位同桌,但我只能想起三位了。

我一年级的同桌是樊同学。她热情、活泼,比我知道的事儿多,比我有主见。我俩都遵守纪律,努力学习,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。我们偶尔也偷偷说小话,但老师没有因此批评过我们。

我二年级的同桌是杨同学。我有点儿反感她,一是她有点儿酸,不理人;二是身上有花膏味儿,熏人;三是她的头发总闪着油光,衣服也一天一换,像是资本家、小业主的女儿。加之那时大王子讨厌男生跟女生说话,我就没有理睬过她。

三、四、五年级的同桌是谁都记不得了。大概与那个阶段男生基本上视女生为不存在有关。

我六年级的同学是宋同学。我闻到她的身上也有雪花膏味儿之后,就去找刘老师,请求刘老师给我调换一下。刘老师不同意,说人家那是讲卫生,是注意仪表。还说,人家那么俊,比你强多了,你还嫌弃人家。我碰了一鼻子灰,只好不了了之。后来跟她接触,发现她并不像杨同学那么酸,挺随和的。那时班里的男女生已经开始说话,我俩也就有了交往,她还跟我借过小人书呢。

小学毕业之后,我没有再见到过杨同学和宋同学,但见过樊同学。文化大革命中,她是红代会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员,我是看演出时从舞台上见到的她,表演舞蹈的。

另外,我还在舞台上看到了小徐同学,他是搞伴奏的,吹笙。我是在他独奏表演时认出他来的,他赢得了满堂彩。可我还是有点儿为他惋惜,因为他练功练得嘴都走了形,凸得有点儿像周口店人了,这也刻苦得有点儿过分了吧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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